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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进创建前后和中共地下党的影响

抗日战争胜利后,中国人民面对两种命运,两种前途何去何从的抉择。国民党蒋介石推行独裁统治,企图消灭共产党,为发动内战作准备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,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内战、反独裁、要和平、求生存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。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。

对民进的创建过程中,怎样看待中共地下党对她的影响,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研究:

一、  从中共党的有关资料方面来看

(1)、张执一在解放后写的《在上海局工作情况的回忆》中谈到:

1945年,抗战胜利前夜,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准备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,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。为此,我和张承宗、刘长胜等先后由解放区秘密来沪,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。不久,接到党中央8月21日发出的停止举行武装起义的电令,起义的准备工作就中止了。此后,我即在刘晓、刘长胜领导下从事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工作,配合长胜同志负责进行工商、文化方面的工作,并从事联系上层民主人士们的抗战工作。

上层统战人士对党有重大贡献的,有王绍鏊、何遂、董竹君、徐伯昕(秘密党员)和赵朴初等人,他们均与我党有较长的合作共事关系。运用各自的社会身份,积极帮助我党开展工作。、

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捐给解放区的衣物药品,是交给我们代运到山东解放区的。当时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协助宋庆龄工作的,有美国进步人士谭宁邦和德国进步人士安娜王(中共党员)及廖梦醒、俞志英(廖、俞均系中共党员)等女同志。由于衣、药的物品数量太大,次数又多,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,是由俞志英交给赵朴初居士主持的“佛教少年村”代收。这位我党多年的好朋友赵朴初居士公私分明,一丝不苟。

(张在这篇文中还提到许多秘密党员和工作关系,涉及民进的有:董秋斯、冯滨符、许广平、周建人、马叙伦、郑振铎、冯明养、孟秋江、梅达君、万景光、陈已生、张纪元、严景跃、雷洁琼等等)

(2)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写的《周公馆——上海的一座灯塔》一文中写到:

   随着各界人士集中到上海,上海逐渐成为争取和平、民主运动的中心。在国共和谈期间,周恩来往返奔波京沪两地,与上海的各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人士、文教、工商界爱国人士,及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广泛接触。每逢周恩来抵沪,周公馆便宾客盈门,高朋满座。有时,周恩来也登门拜访党外朋友。……

 周恩来几次指示上海地下党,全力以赴发动广大群众,特别是中间群众,使他们逐步认清国民党假和平、真内战的本质,在斗争中团结各民主党派、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行动,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。1946年5月5日,上海地下党推动中国民主促进会,发起成立了“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”,有各党派、工会、学生、妇女、教育、文艺等53个团体会员参加(后增至91名)。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致毛泽东、蒋介石的电文,呼吁和平,反对内战。……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向周恩来提议,在上海人民已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条件下,由上海人民推选代表赴南京请愿。周恩来征求了上海工委其他成员的意见,斟酌再三采纳了这一建议。请愿活动的组织方案由上海工委、上海地下党分别在上层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中分头落实,……周恩来在紧张的谈判过程中,抽出时间与民主促进会发起马叙伦商谈,希望他出面推动其他上层人士。……在短短数日内,请愿团成员名单就定了下来。他们是马叙伦、篑延芳、盛玉华、胡厥文、包达三、张纲伯、阎宝航、雷洁琼、吴耀宗,以及学生代表陈震中、陈立夏,以马叙伦为团长,胡子婴、罗叙章分任代表秘书长和秘书。他们中间有的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交往,在上海人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号召力。周恩来将他们的政治倾向等基本情况,向中央作了汇报。

二、从民进发起人亲历的叙述来看

   (1)、徐伯昕1983年1月19日在研究民进会史的一份文件上批示:

     民进在上海发起组织时,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开展起来的。主要负责人是刘晓、刘长胜同志,直接出面和我联系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执一同志。但简史上不一定要写出具体人名。

   (2)、蒋群明在《怀念敬爱的伴侣张纪元》一文中谈到:

    1945年党组织决定他(张纪元)除教育工作外,还要从事财经工作。从这年9月开始,他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负责的党的地下经济机构“东方联合贸易公司”任公司内部副经理,在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,他参加工商界组织的星期五聚餐会,以联络感情,互通信息为名宣传我党提出的和平、民主、团结的建国总方针和党的统战政策。……

    纪元在党的领导下,坚定勇敢地参加反内战,同马叙伦、王绍鏊等老前辈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,他参与筹备工作。他和王绍鏊每天早晚以打太极拳为名,两人一起推手时就商讨如何筹建民进的工作,研究联系对策等;还有赵朴初、梅达君等同志常在我家聚餐聊天,用谈天说地的方式议论创建民进之事。

三、从民进成立初期成员构成方面来看

民进的发起人中,有的当时本身就是中共秘密党员,有的是和中共有密切的交往。以1945年12月30日和1946年1月2日参加民进成立会和选举会的,本身是中共党员的有:

王绍鏊(1888——1970),字却尘,江苏吴江人。1934年加入中共。长期在上海、香港从事抗日救亡和反蒋民主工作。当时是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。

徐伯昕(1905——1984),江苏武进人,1944年加入中共。协助邹韬奋办生活书店和《生活周报》,以生活书店经理人名义在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中做统战工作。

张纪元(1910——1978),上海川沙人,1938年加入中共,当时任“东方联合贸易公司”国内部副经理,在工商界、教育界进行秘密工作。

梅达君(1908——1993),曾名梅光庚,安徽宝城人,1939年加入中共。时在“东方联合贸易公司”副总经理,奉党的指示做上层的统战工作。

孟秋江(1910——1962),又名孟可权,江苏常州人,1941年加入中共,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,时任上海《文汇报》采访部主任。

董秋斯(1899——1969),著名文学翻译家。1931年至1939年经史沫特莱介绍在第三国际东方局工作。1940年在上海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万景光,中共党员。

有的虽不是中共党员,但一直和地下党保持密切的关系。例如:

曹鸿翥(1901——1972),福建长乐人。时任联丰花纱布公司董事长,曾掩护地下党将布匹、盐等物质运到解放区,长期与地下党有联系。

陈巳生(1893——1953),浙江海宁人,时任上海关勒铭金笔厂董事长。关勒铭金笔厂曾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常活动的场所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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