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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进的元老 我的良师益友

  1951年,潘老和我同在天津工作,他和我一同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。当时,潘老老成持重,学富五车,在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已是誉满全国。而我才初进南开大学任教,年仅三十四岁。1952年后,我们受民进中央的委托,又一同在当时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同志主持下,参加筹建民进天津市委会的工作。1953年1月,民进天津市委会正式成立,潘老任副主委,后任主委,我任组织处主任,后任副主委兼秘书长,直至我于1959年调职离开天津去太原工作。在这九年时间里,在民进工作的相处和交往中,潘老言传身教,使我深受教益。

  当初,潘老和我都是新加入民进的,各自在学校的本职工作又都十分繁忙。潘老在筹建民进组织的过程中,由于他对党所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满腔热忱,因而对民进的工作十分关切,对学习统一战线理论也十分积极,对民进发展组织和研究会务的大政方针,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。特别是他提出民进要接受党的领导,要同市委统战部保持密切联系,要与党同心同德,与党保持透明而不留隔阂的关系。他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的意义和作用,宣传民进的性质、历史、优良传统和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职能和任务。在他的崇高声望和循循善诱的谈话的感召下,使许多会员和会内干部提高了对统一战线和我会的性质任务的认识,也使不少他所联系的高层次的教育界知识分子参加了民进。这些为使新组建的市委会走上健康发展成长的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  潘老以在科学技术界和社会上的崇高地位参加各方面的工作,从不以权威或高级人物自居,对大事总是深思熟虑,善于分析情况和问题,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,择善而从,善于坚持原则,而又言简意赅,平易近人,促使许多事情得到正确解决和顺利发展。1957年,当社会上和天津民进组织内部涌起一阵政治风浪的关键时候,潘老牢牢记住会中央一位领导人所说的话,鸣放的座谈会不是不可以开,但要掌握“不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”的精神。当时,潘老就主张用这样的精神来研究天津民进是否召开座谈会,召开哪些座谈会和怎么来开座谈会的问题。潘老是老前辈,又是会的副主委,他的这一主张,当时深深印入我的心头。至今想来,在那关键时刻,他坚持这样的主张是非常紧要和正确的,也使我终身难忘和终身受到教益。

  1959年后我调离天津去了太原,在我本职工作之外,先后担任太原市和山西省民进的领导职务,潘老也因工作单位的变动而担任了民进河北省委会主委的职务。这样,潘老和我各处一地,会务上的接触和交往就大为减少了,但还不时有共同参加民进中央活动的机会,听到潘老精辟的见解。1984年我调至会中央工作之后,就有更多的机会向潘老请教思想认识上和会务工作上的问题。他总是坦诚地提出意见或提示问题,使我得益良多,而且使我有时感到有些问题非要先听听他的意见才可以做出决定。长期以来,潘老是民进的中央常务委员,后来改任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。他对民进的工作一直十分关心,也十分认真和热爱,直至他年逾九十之后,对会中央的会议和各项活动,都还是有请必到,从天津赶到北京来,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,积极反映社情民意,对会中央的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。他还十分关心同志,去年春节前夕,他以98岁的高龄,挨家挨户探访和慰问在天津的参议委员,使大家深受感动。他为民进的建设和发展,为民进发挥一个参政党的作用是贡献卓著的。他是民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元老之一,深受民进全体同志的爱戴和尊敬。   

  潘老热爱祖国,热爱中国共产党,严于律己,是一位朴实耿直、可敬可亲的长者,是中国共产党的肝胆相照的挚友。他治学认真,从教严谨,唯贤是举,甘为人梯,是我国内燃机和汽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。他从教七十年,在教育科研战线上培养出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,桃李满天下。他曾任全国政协委员,全国人大代表,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,为国家的政权建设和统战事业呕心沥血,作了很大的努力。潘老高尚的道德风范,不论为政、为学、为人,都是可敬的楷模。对我来说,则更是我的前辈和良师益友。

  潘老寿高百年,从教七十,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喜庆节日,因特概抒我依随潘老数十年的情怀,以表敬贺之忱。恭祝他寿比南山,福如东海,永远健康幸福。(本文作于1996年)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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